2003年初,我在成都跟远在深圳的林薇通电话。
我想去深圳看看。
好,到时间我们一起去看海。林薇知道我的一些愿望。
“非典”来了,我没有去成深圳,我没有去见林薇,直到今天,我也没有去看海。曾经那些很强烈的心愿,在光阴的流逝中都变得可有可无。
我想到我对林薇的爱,或者林薇对我的爱。我们认识的时间太长了。长到足以把一份本来炙热的情感稀释。回想来时的路上,我们都等过对方,却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。
2003年冬天。“井喷”的消息传开的时候,我给在高桥上班的老潘打电话。老潘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当我看到县府大院里,黑压压的一片从高桥灾区逃出来的群众。当我看到新闻报道说险情一直无法控制,当我一直打不通老潘的电话,我的心跟着莫名狂乱起来。那刻我特别希望我一回头就在人群里看到那张丑得惊世骇俗的脸。直到凌晨电话将我惊醒,我一看来电显示,接通了就对着电话吼,你还活着啊?
还活着。
你就应该给老子好好活着。
电话里我们开着玩笑。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。我的相册里有一张老潘的照片,17岁那年夏天,瘦瘦高高的老潘,头戴圆盘帽,光着膀子,站在窗前的逆光中,怀抱着一把红吉他。那时的老潘青春飞扬。
就是这个老潘,帮我往5楼的家里挑蜂窝煤。就是这个老潘,经常把面条煮成面糊招待我们。就是这个老潘,单位上得了“个人先进”请客,醉得第2天去输液。就是这个老潘,他的寝室永远是我们的免费旅店。
老潘,我们都要好好活着。
2004年9月,我从武汉回来。这个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。水退后的房屋在阳光下触目惊心的狼藉破败,空气里有腥臭和腐烂的味道。我穿行在那些古老的巷子里面。多少年来我就生长在这里,可我再回来,就像面对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,这座城市变得伤痕累累,奄奄一息。我感觉陌生,不能相认。
城墙上,“175”的数字变得随处可见。
又是一个云淡风清的秋天。
番外
1998年冬天,林薇去南方之前来跟我告别。我们两人站在草街子外面的码头上,各怀心事。当时夕阳西下,江风渔火。
去多久。我开口问。
不知道。林薇的情绪很低落,这一别,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再见面。
说不定,我们再见时我们各自都成家了。我强作欢颜。
如果没有呢?林薇哽咽了。
不会没有的。我想了想,说。
那天最后,我目送着林薇离开。我很想说,你留下来吧。可是我没有。
1998年夏天,林薇和卢彦洲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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