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中的农业学大寨

    农业学大寨是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，运动主要以“改天换地，劈山造田，农田基本建设，精耕细作，科学种田，提高产量，改善人民生活”为主要内容，曾引领中国农业发展，农村建设达16年之久，在新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    1976年小学毕业后的暑假，我有幸参加了生产队里的集体生产劳动。由于是小孩，就只能跟着大人挖洋芋，捡豆角（摘绿豆角、豇豆角）、扯豆禾（扯黄豆、饭豆）、掰包谷等轻便农活，每天可以挣到4分工分。

    那个时候，正是我们乡村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兴盛之日。大队开大会，宣传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意义与作用，号召大家学习大寨，赶超大寨，动员大家学习大寨人敢拼敢干、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天斗地精神；接着是生产队开会，公布在哪里梯地、在哪里造田、在哪里改土、在哪里整治堰塘、在哪里修整水渠的宏伟蓝图。定下目标，哪里哪里何时完成，哪里哪里啥时开工。以及各个工程的监管者和责任人。

    接着是利用下半年秋收秋播后的农闲，进行梯地造田。不管风霜雪雨，也不管严寒冰冻，都必须起早贪黑，坚守劳动岗位。我们生产队自1959年大炼钢铁运动之后，留下了不少原始荒山。无水源的地方，就开荒梯地；有水源的地方，开荒造田。荒山软的就用锄头挖，撮箕挑，夯实筑坎；硬的就用錾子凿、钢钎拗，锄头掏。整块的硬山、石壁，就用“洋炮”炸。垒石砌坎，边砌石坎边填土，石坎砌好时，土也就填满了，地也梯好了，田也造好了。

    最刺激的劳动就是在坡面荒山上“刨坟毁墓”了。

    只要是在“开荒造田地”的规划区，不论是谁家的祖坟，都是必挖的对象，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。那些有名有姓、本队社员的祖坟，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“迁移”，重埋的前提条件是不占良田良地的边远荒山。对于那些古坟，先是掏掉坟头，尽量将棺椁压在田地底下；万一棺椁埋得浅，那就只好拗开棺椁，移走石棺，打开棺材，将其尸骨深埋于田地之底。

    每当遇到挖坟刨棺时，女人们便眯着眼睛，捂着嘴鼻，铁青着脸，走得远远的，深怕看到里面的骨骸，因而难免会遭到队长或监工“一个二个的，精里精怪的，难道死鬼会吃了你？”恶狠狠的责骂！因此，这个活路也就只有男人干了。

    公社、大队主要领导经常深入各个生产队督导检查，并将发现情况的优劣在大队的广播里进行表扬和批评。驻队干部和农民一起同劳同做，还不时地和大家一起讲点政策、吹点龙门阵，有时还在农民面前炫耀一下他们在城里头的所见所闻，让农民们瞠目结舌地稀奇，倾羡不已的憧憬。

    为了见到学大寨的实效，以大队为单位，还专门组建了“农田基本建设专业合作队”，根据各个生产队的实际情况，在大队的统筹指挥与调度下，专门负责各个生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。如对古堰塘坎子的加固、筑宽堤坝、提升坝坎、清理淤泥、进、出水渠的清淤维修、到劳力相对薄弱、梯地造田任务又重的生产队打突击等等。专业合作队队长由大队民兵连长担任，所有队员来自各个生产队选派并经大队审核通过的青年男女，能挑能抬，有冲力，有干劲！

    学大寨的氛围很浓，当时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口号一片响，标语一片写。喊口号那是在各种会议上人人都需要喊的，人人有责。但书写标语的任务就是村校的教师了。凡是显眼之地，都用白色的石灰刷写，数量越多越好，字头越大越好。

    猫儿寨，地势巍立，悬崖高耸，石壁坚韧，视觉远阔。站在此处，几乎能目及全公社所有的大队。此处是宣传、书写标语的最佳之地。当时的刘老师，用了几百斤白石灰，采“露水草”扎了十多把扫帚式的“大笔”，花费了6个星期天，搭上楼梯，在附近学生家长的帮助下，在猫儿寨绵延近1000米长的悬崖峭壁上，尽心书写了“农业学大寨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努力奋斗”的醒目标语。采用仿宋体，单字大约5个平方米，端庄雄伟，气势磅礴，力透石壁，视射乡野。15千米开外都能跃入眼帘，历历在目，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效果，堪称刘老师的杰作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还有几个大字仍能清晰辨认。

    刘老师除了书写标语口号外，在大队的安排下，配合公社的驻队干部，还要组织农民的“政治夜校”学习活动。“政治夜校”设在村校，学员来自各个生产队，按照“周一、三”、“周二、四”、“周三、六”的顺序，轮流到校，确保各个生产队的每个学员都能参加学习。

   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小，没有“政治夜校”的学习任务，便和邻居小伙儿一起去看热闹，依偎在“夜校”外的窗户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看着大人们没精打采、似懂非懂、睡意朦胧、心不在焉、莫名其妙的学习。刘老师负责读读《万县日报》、学学毛主席著作之后，驻队干部便总结梯地造田中的那些事儿。强调最多的是“按时出工，拼命大干，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，某某劳动表现特别好，大家要学习他”的话语。

    农业学大寨，上级抓得紧，管得严，不得无故耽搁，稍不注意，就会成为批评或批判的对象。轻则送公社“学习班”教育，重则打入五类分子（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）之列，开大会勾90度进行批判，予以人身攻击、人格侮辱。甚至限制人们的正常出行，特别是农忙时节，干扰、阻止农民去幺店子、后叶沟的赶场集市贸易活动。1975年5月的某一天，某某人到大队视察，生产进度缓慢，于是将去幺店子赶场回来路过某某村的男男女女，其中还有不少外县的赶集者，都被莫名其妙地“请到”了麦田里，抢割麦子，进行突击生产劳动，直至将麦田变成了秧田才各回其家。

    当时我们大队附近茶园村校（1981年改为茶坪村校）的李中永老师，深受大寨精神的鼓舞，利用课余时间，硬是在村校东部45度石坡上，用錾子凿石头，打基砌坎，挑土填方，垦出了4坡梯地，成为了当时村校最多最好的校园地，成为农业学大寨中的奇迹之地，至今犹存。

    农业学大寨的鏖战，就我们生产队来说，变化很大，成绩喜人。除大队茶场占用了我们队的荒山林外，其余所有荒山林均被垦成了田地。比如民国末年还是原始森林的“大松林”，早已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层层梯地；遍布坟茔、座座墓碑的“关山”，早已成为了黄沙辉映的片片良田；将“大坟坝”的坟头铲掉，夷为平地；将“碑塆”田垅中间的古坟全部捣毁，变成了农田；将“白杨树”梁上的坟墓全部清毁，筑成了塝塝农田；将“加担丘塆里”的河坝，开山破石砌成了“拦河田”；新增田地面积200多亩。

    农业学大寨，功不可没，影响深远，既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，又充分发挥了农民吃苦耐劳的生产积极性，巩固树立了人们“希望在田野上”的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理念。因此农民初心不改，世代劳作，守土尽责，勤奋耕耘，视土地如生命。就我们生产队而言，除了梯地造田，还把原来所有的“三跑地”（跑水、跑土、跑肥）都变成了“三保地。”疏浚凹地，斜坡砌坎，平整土地，让队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，收获了希望。

    队内所有的古代堰塘，都被整治一新，至今适用。抬石砌坎，挑泥筑坝，宽坝高堤，清空淤泥，疏浚渠道，维修漏口。增大了蓄水量，拓展了灌溉面积，增强了防涝抗旱能力，确保了稳产增收。除能保障村民的自给自足外，每年还要向国家上缴优质足额的征购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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