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读高中时，有一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，在一个下坡的拐弯处，迎面突然走来两个人。我一时紧张，不小心将其中一人撞倒在地。在我还没回过神来时，被撞倒的那个人已开始破口大骂。那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子。正当我惊恐万分时，旁边有人大声说了一句：“她是程大姐的女儿”。瞬间，中年男子一下改变了态度：“小姑娘，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妈的份上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”说完，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旅游工作者。有一年获悉老家某企业将组织优秀员工外出旅游时，好几家同行都去争夺客源。我去谈了多次，迟迟没有敲定。正当我想要放弃之时，接到了这家企业的电话：“我们决定与你们合作，刚听说你是程大姐的女儿。”
每当我自豪地向朋友们讲述这两个故事时，他们都会好奇地询问：“你母亲是做什么的？为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？”
其实，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。20岁那年，她嫁给了我父亲，从此勤俭持家，相夫教子，一辈子都在从事农村基层妇女工作。退休后，她靠着每月不多的退休金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但母亲又是不普通的。她在上世纪70年代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我记事起，家里的客厅就挂满了母亲的奖状：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三八红旗手”“优秀妇女工作者”，还有很多省市级相关部门授予的“先进工作者”等荣誉证书。
记忆中，母亲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。她从事的很多事务其实大多超出了她的本职范围：谁家的小孩上不了学，第一个四处奔波的是她；谁家夫妻闹矛盾，第一个出面调解的是她；谁家的子女找不到对象，第一个牵线搭桥的是她；谁家遇到了困难事，第一个挺身而出的还是她。
记得镇上有个姓何的男孩，15岁那年不幸患了眼科疾病，当时几乎失明，其父母都在外务工，家里只有个年老体弱的奶奶。母亲带着他去省城医院治疗，整整照料了他一个月，直至完全康复。还有一位老婆婆因病突然去世，唯一的女儿已远嫁他乡，一时不能赶回来。是母亲四处奔波，召集街坊邻居，为老人料理好后事。那些年，谁家遇到了困难，包括子女入学、婚丧嫁娶、家庭不和的问题，几乎都会向她求援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市级报刊曾发表了一篇对母亲的专访《她是群众的娘家人》。
上世纪90年代，镇上陆续分来许多大中专毕业生，大多是离家较远的外地人。母亲的工作重心又转向了他们，隔三岔五就将他们叫到家里改善伙食，甚至还为他们购买生活日用品。而母亲最关心的，还是他们的婚姻大事。为能促成一桩桩婚事，母亲经常是四处奔波，甚至废寝忘食。
前些年，老家老街面临三峡移民拆迁。那段时间，母亲因为腰部疾病在市级医院做手术。术后当晚，她接到镇里移民工作牵头人的电话，说是街上居民都不愿搬迁。母亲闻此消息十分着急，次日一大早，她瞒着医生偷偷跑出了病房，坐大巴车回家带头拆迁了咱家老屋。街坊们被母亲的精神所震撼，短短几天，老家老街顺利完成移民拆迁工作。
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带头移民的故事传开了。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，母亲平静地说，她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。
母亲退休那年，再次被县组织部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那天，我看到年过花甲的母亲，微笑着站在领奖台上，胸前佩戴的大红花仿佛一团火焰。母亲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我。我在学生时代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回乡创业的第一年，有幸与母亲同时参加县妇联代表大会，成为当时醒目的母女代表。
如今，母亲已年过古稀，但她似乎一点也闲不下来，她在家里包各种馅的饺子，送给离家较远的年轻人，左邻右舍遇到难事，她仍然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。她早已搬进县城，却长年坚持坐车回小镇参加党员会，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腊月，她一次都没耽误过。她搬进几十层的高楼，不到十天便有楼上楼下的邻居敲门为她送菜，她们说这老年人很热心，为人和善。她生病去诊所输液，护士妹妹每次都会提前为她准备好床位，说阿姨您人真好。
母亲刚学会玩微信，每天都会收到很多问候信息。有的称她大姐，有的称她阿姨，有的称她婆婆。她在朋友圈无论发布什么动态，都会收获无数的“赞”。
年过七旬的母亲面色红润，身体硬朗，头上竟然没有一丝白发，她一辈子只做她所认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保养秘方。
作者简介:周成芳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，重庆市开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主要从事散文创作，先后在《中国审计报》《重庆日报》《重庆晚报》《重庆法制报》《重庆政协报》《重庆科技报》《新女报》《成都晚报》《长江日报》《今晚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春城晚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《劳动午报》《37度女人》《老人春秋》《老同志之友》《特别关注》《家庭健康》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数百篇，出版散文集《不改的朱颜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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