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，
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，
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，
文化是什么？
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议会里。
从九月开始，
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。
我是个新生，
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，
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，
耳朵嗡嗡作响，
一天下来，
晕眩的症状出现，
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，
再看公文到半夜。
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，
他的症状是胃绞痛，
想呕吐。
到了十二月底，
预算要三读通过，
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。
咆哮四个月的议会要表现戮力为公，
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，
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。
议员可以轮番上场，
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，
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。
我坐在大厅一隅，
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打在玻璃窗上，
沙沙作响，
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。
就在这样的一个湿雨焦灼不安、黑夜透着荒谬的清晨三时，
我发现我被唤上了质询台，
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。
一个议员，
刚从外面进来，
可能才有应酬，
满脸红通通地，
大声说：
“局长，你说吧，什么叫做文化？”
文化？
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，
他的举手投足，
他的一颦一笑，
他的整体气质。
他走过一棵树，
树枝低垂，
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，
还是弯身而过？
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，
他是怜悯地避开，
还是一脚踢过去？
电梯门打开，
他是谦抑地让人，
还是霸道地推人？
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，
绿灯亮了，
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？
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？
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？
他怎么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？
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？
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，
如何对待他人，
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。
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，
人懂得尊重自己──
他不苟且，
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；
人懂得尊重别人──
他不霸道，
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；
人懂得尊重自然──
他不掠夺，
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。
在一个空荡荡的议堂里，
半夜三更，
这样谈文化，
好像只有鬼在听。
我心里在想，
我知道，
你以为我会谈雄伟的博物馆、华丽的音乐厅和伟大的艺术家，
不，
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，
我会继续说下去，
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。
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乡下人，
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坎上织毛线、捡豆子，
穿着家居的粗布裤，
但是一见邻居来访，
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，
她也必先进屋里去，
将裙子换上，
再出来和客人说话。
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而变，
但是认为“礼”是重要的──
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，
在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。
何谓底蕴，
不过就是，
没有学问、不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，
因为祖辈父辈代代相传，
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，
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，
就是文化。
农妇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“尔爱其羊，吾爱其礼”，
但是她举手投足之间，
无处不是“礼”。
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，
气候干燥，
土地贫瘠，
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，
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。
他的简单的家，
粉墙漆得雪白，
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，
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，
映在白墙上。
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得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，
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，
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，
一种对待自己、对待他人、对待环境的做法。
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，
但他起居进退之间，
无处不是美。
在台湾南部乡下，
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。
为了不把裙子弄脏，
便将报纸垫在下面。
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的毛巾，
说，“小姐，那个纸有字，不要坐啦，
我毛巾给你坐。”
字，
代表知识的价值，
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。
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，
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。
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，
是因为，
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，
决定抗命不从，
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。
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，
静坐院落中，
继续读书，
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。
两者对后世的影响或许不同，
抵抗的姿态却是一致的。
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，
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，
就是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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