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四大贤母对孩子的影响

中国古代四大贤母，就是孟母、岳母、欧母、陶母。在家庭教育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。孟母有“孟母三迁”、“孟母断织”的育子故事；岳母有“岳母刺字”的育子故事；欧母有“画荻教子”的育子故事；陶母有“教子惜阴”、“截发筵宾”、“送子三土”、“封坛退鲊”的育子故事。

中国既是文明古国，又是文明大国，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因此，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其故事通过史书的记载、民间的流传就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之一，许多经典的成语都来自于中国故事。

故事表象上讲的是某某人某某事的开始怎样？发展怎样？结局怎样？实质上是要人们通过听故事、看故事去领悟故事的另一层意义：那就是对人们的教育和启示。

孟母三迁

昔孟子少时，父早丧，母仉[zhang三声]氏守节。居住之所近于墓，孟子学为丧葬，躄[bì],踊痛哭之事。母曰：“此非所以居子也。”乃去，舍市，近于屠，孟子学为买卖屠杀之事。母又曰：“亦非所以居子也。”继而迁于学宫之旁。每月朔(shuò，夏历每月初一日)望，官员入文庙，行礼跪拜，揖[yī,拱手礼]让进退，孟子见了，一一习记。孟母曰：“此真可以居子也。”遂居于此。

    孟母断织。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，孟母方绩，问曰：“学何所至矣？”孟子曰：“自若也。”孟母以刀断其织。孟子惧而问其故。孟母曰：“子之废学，若我断斯织也。夫君子学以立名，问则广知，是以居则安宁，动则远害。今而废之，是不免于斯役，而无以离于祸患也。……”孟子惧，旦夕勤学不息，师事子思，遂成天下之名儒。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。——选自《列女传》

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的重要性。俗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历代思想家都是教育家，无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。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。对现在的孩子来说，除了学校，家里呆的时间很多，所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来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真的很大，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所以每一个父母，你的行为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。

岳母刺字

    一天，岳飞正与母亲在家中说话，有人前来叩门。岳飞把那人接到屋中，谈话中才知道来人是洞庭湖杨么起义军的部将王佐，因杨么久慕岳飞文武全才，特差王佐前来聘请前去相助。当下王佐拿出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聘礼。岳飞正色说道：“岳飞生是宋朝人，死是宋朝鬼！”坚辞不收。王佐无可奈何，最后只得收拾起聘礼回山去了。

    王佐走后，岳飞进去将这些细细说与母亲。岳母听罢，沉思了一会，就让岳飞去中堂摆下香案，端正香烛，随后带媳妇一同出来，焚香点烛，拜过天地祖宗。又叫岳飞跪在地上，媳妇研墨。岳母说道：“孩儿，做娘的见你甘守清贫，不贪富贵，是极好的了。但恐我死之后，又有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，倘我儿一时失志，做出些不忠之事，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？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，要在你背上刺下‘尽忠报国’四字，愿你做个忠臣，尽忠报国，流芳百世，我就含笑于九泉了！”岳飞听罢，说道：“母亲说得有理，就与孩儿刺字罢。”便将衣服脱下半边。岳母取过笔来，先在岳飞背上写了“尽忠报国”，然后将绣花针拿在手中，在他背上一刺，只见岳飞的肉一耸，岳母问：“我儿痛么？”岳飞道：“母亲刺也不曾刺，怎么问孩儿痛不痛？”岳母流泪道：“孩儿，你怕娘的手软，故说不痛。”说罢，咬着牙根刺起来。刺完，将醋墨涂上，使永远不褪色了。岳飞起来，叩谢了母亲训子之恩。

欧母画荻教子

    欧阳修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，他的父亲欧阳观是一个小吏。在欧阳修出生后的第四年，父亲就离开了人世，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。

    眼看欧阳修就到上学的年龄了，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，可是家里穷，买不起纸笔。

    有一次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，突发奇想，用这些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不是也很好吗？

    于是她用荻草秆当笔，铺沙当纸，开始教欧阳修练字。欧阳修跟着母亲的教导，在地上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字，反反复复地练，错了再写，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，一丝不苟。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“画荻教子”。

    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，很快爱上了诗书。每天写读，积累越来越多，很小时就已能过目成诵。

    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、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。他关心民间疾苦，正直廉洁，为百姓所爱戴。欧阳修长大做了官以后，母亲还经常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。她对儿子说：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，常在夜间处理案件，对于涉及到平民百姓的案宗，他都十分慎重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凡是能够从轻的，都从轻判处；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，往往深表同情，叹息不止。她还说：你父亲做官，廉洁奉公，不谋私利，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，喜欢交结宾朋。他的官俸虽然不多，却常常不让有剩余。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钱变成累赘。所以他去世后，没有留下一间房，没有留下一垄地。

    她还告诫儿子说：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，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孝心。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，但一定是心存仁义。我没有能力教导你，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，我就放心了。

    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，深深地印在欧阳修脑海里。

陶母教子惜阴

    湛氏小时候受过一点启蒙教育，是个有少许文化的女子。她深知读书的重要，因而省吃俭用，以自己纺纱织布的微薄收入供儿子读书。可是，小陶侃生性贪玩，读书不用心，这可急坏了母亲湛氏。有一个下雨天，由于家无斗笠、雨伞，陶侃没法上学，便蹲在母亲的织布机旁玩。小陶侃两只乌溜溜的眼睛盯着穿来穿去的梭子，甚是好奇。湛氏见状，灵机一动，停下织布机，把小陶侃拉到身边，轻声细语问：    “侃儿，这些天老师教了你什么课文呀?”

    “娘，老师最近教我们读《贤文》。”

    “哦。”湛氏记得孩时也念过此书，“侃儿，你背得出来吗?”

    “背得。”小陶侃便天真地叽叽喳喳地背诵给娘听。当背到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时，湛氏按手叫小陶侃停下，问道：“这两句是什么意思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? ”

    “呃，光阴……这个，日月嘛……就是……”小陶侃想了半天，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湛氏因势利导地指着手里的织布梭子启发他: “侃儿，这是什么？”

    “梭子呗。”

    湛氏接着边织布边指着手中来来去去的梭子问：“侃儿，你看这梭子来去匆匆，快不快呀?”

    “快，真快!”

    “对，这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，就象织布的梭子，射出的箭一般快呀。”

    “哦，原来日月如梭、光阴似箭，讲的就是日子过得真快啊!”小陶侃茅塞顿开。

    “是呀!侃儿，像你这样读书不用心，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可惜不可惜呢?”

    “可惜!”

    “既然可惜，该怎么办?”

    “娘，儿懂了。儿要去借光阴，用功读书! ”

    “这就对了。崽啊，从现在起，你定要用功读书，切莫浪费光阴。”

    小陶侃望着慈母那温和而期待的目光，顿然好象懂事了许多。从此，他发奋苦读，结果不负母望，一举成才。陶侃为官以后，也常告诫部下：“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。”(《晋书》卷六十六《陶侃传》)

    后人为纪念陶母教子惜阴苦读的精神，在湛氏故宅旁(今新干县皮革厂)筑有陶侃读书台，其下为洗墨池。尔后，又在读书台附近兴建了“惜阴书院”、“金川望江楼” 。

截发筵宾：湛氏拉扯着小陶侃，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。有一天，陶侃的好友范逵等数人途经新淦，见冰雪封道，且又天色将晚，特来陶侃家借宿。可是家中“室如悬磐”，拿什么来招待客人呢?陶侃一时手足无措，过意不去；范逵也显得尴尬。湛氏见状，连忙上前热情招呼客人，同时要侃儿和客人聊聊天，叙叙旧。然后，她便转过身去安排食宿问题。

    家中早已无钱买米，怎么办呢?湛氏习惯地用手捋了一下鬓角，顿时想出了办法。她趁客人们闲坐寒喧之际，毫不犹豫地拿出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将青丝剪下，编成假发，旋即出门卖与邻人，换回了米油酒菜。还有柴火、马料，在这冰天雪地里也难寻觅，湛氏便撬下几块旧楼板当柴烧，把垫在床上的禾草席子拿出来切碎喂马。范逵等人，深为感动，连声赞道：“非此母不生此子!”(《晋书》卷九十六《陶侃母湛氏传》)

    母亲”截发筵宾”的待人美德，深深铭刻在陶侃心上。故陶侃为官以后，始终保持着”恭而好礼”、“引接疏远，门无停客”的待人作风。

送子“三土”。陶侃在踏上仕途赴任之际，湛氏把儿子叫到跟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侃儿，为娘苦了一世，总算看到你有了出头之日；但望我儿要做一个清正之人，不可误国害民。”

    “娘，孩儿记住了。”陶侃说。

    “为娘拿不出什么东西为儿饯行，就送你三件土物吧。”

    “三件土物?”陶侃疑惑不解。

    “是的。”湛氏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包袱递给陶侃说，“带上它吧，到时你自会明白的。”

    来到官府上，陶侃打开包袱一看，只见里面包着一坯土块，一只土碗和一块白色土布。他先是一怔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慢慢领悟到母亲的用意。原来一坯土块是教儿永记家乡故土；一只土碗，是教儿莫贪图荣华富贵，要保持自家本色；这一块白色土布，更是教儿为官要尽心恤民，廉洁自奉，清清白白，永不忘本。

    母亲的箴告，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。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湛氏所望，正直为人，清白做官。

    封坛退鲊：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，恰好监管渔业。孝顺的陶侃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，心中总觉歉然不安。有一次，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，嘱托带了一坛鱼鲊(腌鱼)送交母亲。

    谁知湛氏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鱼鲊退了回来，并在信中写道：“尔为吏，以官物遗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。”(《晋书》卷九十六《陶侃母湛氏传》)

    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鲊和回信，大为震动，愧疚万分。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，清白做人，廉洁为宫，勤于政事，多为国家做有益的工作。

    后人赞曰：“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，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?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?”(明·张九韶《重修陶母基记》；康熙《新淦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志·记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