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教学旅程第一站

我的教学旅程第一站

1981年6月，我从开县师范学校毕业，8月被人事组织分配到上桥小学，上桥小学安排我到茶坪村校任教，茶坪村校又让我任小学二年级班主任兼数学教学、同时任五年级上册语文学科教学。当时没有考虑工作量的多少，只觉得这就是我的本职，我就是来做这些事的。不加思索的很爽快的高高兴兴接受了，又清清爽爽、轻轻松松的做好了我所接受的工作。

那个时候的家访工作，我们是在自愿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，我觉得那是教学工作中必要的环节，和课堂教学一样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没有哪级组织、没有哪个人来督促我们去家访。家访过程中，不管有多少艰辛，不管受到多少委屈，我都没在意，每周都得爬山涉水家访，没有任何怨言，没有丝毫累的感觉。

其实那时有的家长根本不欢迎你老师去家访，有的甚而闭门不见，这还是客气的；有的当着你的面说你不是，有的对你老师对他孩子的教育不予接受，不予理解，不予配合，让你老师现场难堪。但多数家长十分客气，家校关系非常融洽。那时民间没有任何通讯工具，一旦有些问题，来不及家访，家长和老师便传话或者写几句，让学生作为传话筒或信使，相互交流，相互沟通，就解决了问题。

那时的学生很听话，很尊重老师，很热爱老师，每学年都要进行两次大型野外活动，有时还有不少家长一同参与，学生、老师、家长十分高兴，十分快乐。

那时家长觉得没有压力，学生觉得学习十分快乐，老师觉得工作十分轻松，学校、家庭、学生都处于一种平和、安定、安静的生活环境之中，没有一丝浮躁的感觉，真正是在精心的静心的办事。

那个时候工资很低，但工作热情很高。工作条件很差，但工作效率很高；教学环境很差，但工作积极性很高；上级要求很严格，但工作觉悟很高；不管是民办教师，还是代课教师，思想纯洁，作风正派，工作积极，主动意识强，工作积极性高。很少发恼骚，从来不闹情绪，只知道埋头苦干，只知道做自己的事，只知道这些事是自己应该做的，只知道要把这些事做好，从来没有考虑付出了多少代价，也从来没有考虑要得到多少报酬。总是觉得教学是一项很好的工作，总有远大的抱负，总有崇高的理想，总有无限的美好的期望。因此总有使不完的劲头。我那时有三怕：一怕上面来通知放假开会，二怕星期天，三怕寒暑假。因为放假了，我的生活就空虚了，见不着学生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学生也一样，经常要求老师星期天别放假。

当时我家距离学校10千米有余，一周六天，多数是回家住宿，每天来回得步行20多千米。如果路要好走一点，就得翻山越岭，从云阳、开县边界的大山通过，每年冬天、春季还得翻越几次雪山；如果不翻山，就得走悬崖峭壁上的崎岖的羊肠小道，稍不注意，就有掉下悬崖的危险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必须披星戴月，起早贪黑。为了不耽误教学，必须晚间备课，撰写教案，大有夜以继日的工作感受。但我没有懈怠学生，没有懈怠工作，更没有懈怠我个人的看书学习。

当时学校有三名教师，其中有两个本村的全日制民办教师（一名在上世纪90年代末转为公办教师，一名考取开县师范学校深造学习，现在这两名教师均已退休），关系融洽，相处和睦，工作上相互支持，相互照顾。一所学校，两间教室（当时所谓的礼堂兼过道也被临时用作教室），两间简陋的生活用房，三个班级，三名教师，整个村校的工作就是三个人的事，没有这是我的，那是他的之分。我们经常在商讨工作，总是商讨为学校争光添彩的事，为学生学习的事；分配任务时，大家不是在被动接受任务，而是主动在抢任务，生怕自己的任务少了，那时的茶坪村校几个人，不论老少，都是这样，现在想来，很有情趣，很值得回味。

当时我们三个教师执教的教室外面既是操场，又是一条近通柏大村、远接云阳的大路。我们的课堂全天都是开放的，我们每天的课堂都吸引了不少过路人驻足观看倾听。当时我很不习惯，但条件就是那样，不习惯也得习惯。陌生过路人他还得赶路，充其量能待几分钟，再加上互不认识，心里压力自然很小。最麻烦的、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茶场的工人了，这些工人大多是女青年，她们待在窗外一听就是一节或是半天，只听也还好一点，她们又听又议论，弄得我们有时十分难受。后来混熟了，劝说她们不要这样，影响了学生不好。她们笑着回答一句话：我们还想读书，待在窗外回味回味学生的滋味。

经过了这样的磨练，后来我对来听我课的所有人都没有胆怯、没有任何压力了！

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，社会交往，风土人情，工作方式真让我们难以忘怀。

知青转教师的后代向您致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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